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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上治疫知规律 隔离要招总为先

时间:2020年03月05日   来源:网络转载

  从北京历史上的疫情看防控措施的演进——

  史上治疫知规律 隔离要招总为先

  疫病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敌人已伴随人类几千年,在人类历史上,死于疫病的人数远高于死于战争或其他天灾人祸的人数。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,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。北京在金、元、明、清曾疫病频发,其中鼠疫、伤寒、天花、白喉、猩红热等危害最大。我们纵向地回顾疫病应对史,是为了让读者对文明进步、社会完善持有信心,以更积极的态度因应当下。

  明代北京六次大瘟疫

  都流行在春季

  据《析津志》记载,金朝筑燕城,由于工期紧,被征调的民工承受着艰苦的劳役,时逢夏季暑热,生活条件又差,导致患病者增多,最终暴发瘟疫。

  面对严重的疫情,海陵王完颜亮一边让宫廷内的御药院和尚药局积极救治,一边下诏,命中都周边五百里内的医者都赶来支援。由于防疫得当,疫情终于被控制住,中都城的建设也如期完成。

  据《元史》记载,元大都发生过三次大的瘟疫。第一次在皇庆二年(1313年);第二次在至正十四年(1354年);第三次在至正十八年(1358年),书中说:“京师大饥疫……,患者遍街巷,死者相枕藉”。可见死亡人数相当惊人。

  明代北京地区发生过瘟疫的有12个年份,位置上大致分布在京城、京畿、顺义、通州、延庆、良乡、昌平、密云等地。

  嘉靖二十年(1541年),京城暴发“疾疠”,嘉靖皇帝亲自研制《济疫小饮子方》,“颁下所司,遵用济民”,并令官员向民间印发药方。可见平日不上朝的嘉靖皇帝对疫情的重视。

  明万历十年(1582年)四月,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、华中地区发生大规模瘟疫。《明神宗实录》载:“京城内外灾疫流行,人民死亡甚众。”《通州志》则称:“万历十年春,通州大疫,比屋传染,虽至亲不敢问吊。”这场瘟疫史称“大头瘟”,又称“大头风”,其特征是病人头面红肿,发热,且发病迅速,传染性极强。

  万历十五年(1587年)五月发生疫情,京城共接收医治病患者达109590人。

  明天启七年(1627年)及崇祯七年(1634年),因天花流行,在京城郊外设有避痘所,对染病者予以隔离。

  崇祯十四年(1641年)“七月丁亥时,北京甚疫,患者就近而离间,于寺院、于空室,不与人近,以避染之”。

  崇祯十六年(1643年),京师出现疫情,夏燮在《明通鉴》记载:“京师大疫,死者无算。”抱阳生所编《甲申朝事小计》称:“崇祯十六年二月,北京大疫,病名叫疙瘩病……大疫,人鬼错杂。”“死亡枕藉,十室九空,甚至户丁尽绝,无人收殓者。”由此可见当时疫情势态极其严重,竟达无人收尸的境地,此疫情一直延续到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春。当大瘟疫到来时,民众十分恐惧,很多被传染者,不去医治,而请萨满巫师到家里,为患者跳神治病。

  明代北京六次大瘟疫,都流行在春季,最早为正月,最晚到五月,也就是说,公历2月到6月之间。因此瘟疫流行时间,很值得注意。当然,瘟疫流行两三年的例子也有,但不多见。

  1793年北京发生鼠疫

  虽用了明代名医张景岳

  的方法,仍“莫能疗”

  清代发生瘟疫有17个年份,大致分布在京城、京畿、通州、延庆、平谷、昌平等地。实际上,当时北京城内每年都有恶性传染病出现,只不过没有大规模流行。

  痘疹又叫天花,是一种烈性传染病,清朝定都北京后采取对患痘者进行隔离的措施。顺治二年(1645年)二月,曾令:凡城中之民出痘者,即行驱逐。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个村,使其居住。

  清顺治十八年(1661年)北京发生天花。当时连宫里也出现疫情,孝庄文皇后急忙令人将三个染病的小太监送出宫门,安置到西郊的一座寺庙中隔离,“百日之内不得入宫,日观其恙,三日一报。”

  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,就是患天花而死,年仅二十四岁。

  康熙幼年,为防天花,被隔离在福佑宫。康熙大约从三岁到五岁,在那里被隔离了三年。

  康熙二十年(1681年),康熙帝命内务府寻找医治痘疹的大夫,得到二位医术高超的医生朱纯嘏和陈添祥,为皇子皇孙接种痘疹疫苗使皇子皇孙们的痘疹痊愈。此后,人痘接种术得到进一步普及,痘疹得到了控制。

  同在康熙二十年,热河木兰围场开始兴建;康熙四十二年(1703年)兴建承德避暑山庄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是为了防范痘症等传染病在蒙古、西藏地区的流行。因为游牧地区,空气清新,人烟稀少,而中原地带,人烟稠密。他们到北京水土不服,受感染的机会较多。蒙藏王公、喇嘛在避暑山庄或木兰围场朝觐,可以减少传染的概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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